五、交织的政治力量
1.驴象治国
驴是民主党的象征，象是共和党的象征。有人形象地形容美国的竞选是“驴象之争”。实际上，两党都是代表社会统治阶级的政党，控制着政治，因此也可以说：“驴象治国”。在分下美国选举时，必须理解两党举足轻重的地位。要理解美国政治和美国如何管理，不理解两党政治是不可能做到的。美国的政治由两党一手操纵，但两党其实都不像一个政党，只是一群“聚合之众”。与大多数西方和东方国家政党相比，甚至可以说是“乌合之众”。为什么说美国政党颇象“乌合之众”，我们可以细看。
其一，两党都没有一套入党制度（有些登记手续），其实他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党员，选民们可以自我认同哪个党。在选举中投了哪个党候选人的票，就成为哪个党的成员。也没有人承认他们为“党员”，他们也不需要别人承认，便会说：“我是共和党”或“我是民主党”。即使党的高级领导，大概从一开始也没有“入党”的概念。两党的党门大开，出入自由，像个庙会。
其二，两党都没有系统的理抡，两党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两党之中也是各派观点都有，有左派，右派之分，也有中间派等。在两党的成员之中，什么观念都可以听到。由两党提名当选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也可以自由决定做什么事，甚至可以反对本党的提案。
其三，两党部都没有完整的纲领，如果想找一份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纲，那是绝对找不到的，政党一般只有两种文献，表明它们的立场和主张，一是在提名大会上形成的政纲，但它不能约朿任何人。另外就是总统的有关演说。因此两党都不能明确告诉人们，它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只是在选举时就内政外交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并非基本路线。
其四，两党都没有严密的组织，平时很少听说哪个党召开支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美国政党是选举党，即在选举时才会活跃，平日里谁是党员自己也不清楚。就好像赶集的人，到那时才知道自己应干什么。联邦体制，也使两党无法成为组织严密的政党，各州均有自己独立的权力，联邦与州的界限很明白，实际上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地方党组织在选举时干些什么，全国组织并不知道。人们不论这些，论的是打着本党招牌的候选人能否当选。
由此可见，两党的概念与一般政党的概念大为不同。不过不能小看这种松松垮垮的组织，有时候他们的力量就在于这种松松垮垮。当然，两党并非没有组织，只是这些组织在选举以外的时间不大起作用。
美国政党组织有两类，一类是常设的，一类是临时的。最基层的叫选区委员会（Precinct Committee），通常只有一个人管事。同级的还有镇委员会等。往上是县委员会，其委员会由：选区委员组成（通常），县委会是较重要的一层。在县和州委员会之间，还有一个国会选区委员会，负责提出国会候选人。再往上就是州委员会。由于各州立法不同，州委员会的产生机制也大为不同，不是千篇一律。州委员会是党在该州的常设机构，负责宣传党，巩固党。委员会主席地位显赫，是政界要人。最后是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由各州的代表组成。全国委员会很松散，权力很小，不能做什么事。两党没有正式的中央委员、常委，没有“美常委”的概念。全国委员会主席负责领导竞选总部，宣布候选人，募捐等事务，权力不大，只是管家之类的角色。
除此之外，两党还会设立为选举服务的总部（Headquarter），从全国总部、州总部到县总部。看上去两党似乎还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从上至下，或从下至上的组织，但实际上组织之间的关联很少，因为没有理论、没有党纲，没有固定的党员，也不知该如何联系。全国委员会与州委会之间的有一定联系，再往下就没有什么联系。全国总部也无法控制地方总部，地方总部打着全国总部的旗号各行其是。因为各地方总部的主要目标是赢得选举，而没有其他利益可图，如分更大的房子，买一些便宜货，坐漂亮的小汽车。来工作的人来之前就明白来干什么，所以运转得可以。只要能赢得选举，有什么招式都可以用。全国委员会也懒得控制。
两党是最愿意别人打着自己的旗号。只要打我的旗号，讲好一定的条件，你干什么都可以。全国联号商店，如麦克唐纳、哈迪、肯塔基炸鸡，全国都有。除了卖一样的货色之外，总号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美国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贯彻相同的观念。两党就像一个全国联号，各分号各显神通，推销产品。
其实不止是两党，还有不少小党，如社会主义工人党，美国党，人民党，美国共产党等。但他们始终成不了可以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相对抗的大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党没有明确的界限，包罗了很多“异己分子”，他们没有必要因受到排挤而投靠他人或自占山头。
两个能主宰政治的大党，竟然是如此松散的组织，有时候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两党的能量就在松散之中。
其一，对美国文化来说，人们很难接受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也很难理解一份准备用二十年的党纲。美国人是实用主义的，要他们想出这个主意来都不那么容易。他们希望解决社会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人们从小养成的个人主义，是他们难以那么深地卷入一个政治组织，以致可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人们选择政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其二，两党都是敞开大门，谁都可以进出，对基层党员谈不上纪律约束。美国政党说的丑是“大杂烩”，说得好叫兼容并蓄。其实这是两党得以长期存在的一项重要条件。两党没有什么机制将愿意拥护它们的人排除出去，而却具有吸收不同人的机制。因为没有明确的界限，谁愿意都可以进来，谁愿意都可以出去，反对他们就没有实际意义。一般老百姓只能起哄，党的主要力量掌握在一小撮党魁手中，普通人无法问津。
其三，两党都是选举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选举，并没有固定的政治目标。什么能帮助他们赢得选举，他们就干什么。这种机制促使他们尽可能地迎合选民愿望，将自己与选民结合起来，两党谈的政策主张，实际上是归纳总结选民的问题，然后提出方案。这种应变能力，也是两党保持地位的重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党魁们把代表大财团和特定阶级利益的观念加入进去。当然，选举获胜之后，他们可能全然不顾竞选时的诺言，另行其事。选民此时已难以加以控制
2.政党分肥
政党分肥制度，从理论上讲已经受到很大的限制。自十九世纪末实行文官制度以来，公共部门的官员与职员分为两类，一类由选举产生，另一类由常任文官制度产生，大部分官员来自后一体制。通过公开的有竞争的机制产生，（见第七章第7节“选择仕官”），与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或失利无关，不与政党共进退。然而，实际上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仍然油水很足，分肥制度在政务官中仍然存在，而且数目不小。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各类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实质性的或冗余性的，加起来约有8,000人左右。这篇文章估计联邦官员在二百万左右（有的估计要远远高于这个数目），那么八千人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数目，其实不然，这八千个职位均是要职，一曰地位重要，二曰油水不小。一个政党一旦获胜，便拿到了这块肥肉，在选举中立下功劳的人，论功行赏，封官加禄。老老布什当选为第四十一任总统后不久，里根就要求全体这类官员总辞职，以便当选总统组织新的班子。
为什么说这是一块肥肉，我们来看一下这块肉里包括什么：
14名内阁部长，年薪99,800美元；
他们的副手年薪75,000~89,500美元；
134名驻外大使，年薪75,599美元；
各类管制委员会头头，年薪82,500美元；
白宫律师和医生，年薪89,500美元；
以此类推，8,000个职位实在是一块大肥缺。与大学教授的工资相比一下，便可有个概念，非常著名的教授尤其是理工医方面的教授，年薪最高可以拿到20万美元以上，文科教授工资一般较低，正教授在4万至6万美元，副教授低于4万，助教授就更低了，尽管有博士学位。自然8,000人中并非人人都有那样髙的水。有些人还不屑于从政，因为与企业界相比，这些薪水可能少得可怜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经理艾柯卡1987年的年薪为七百万美元。有个教授评论说:“没有人值这么多钱。” 公共部门的工资相对来说低于企业界，但这些职位具有另外的属性，即政治意义——统治的权利。
政党在总统选举获胜后，就要考虑如何瓜分这块肥肉。这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工程：一方面要使在选举中出了力的人都满意，另一方面又要能构成一个有效的班子。如果是同一政党连选连胜，这还牵涉到如何对待现有班子。我们来看看老布什已经选择的两位重要人物：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58岁，他是休斯顿的一位律师。老布什四次竞选，他都是主席，立下汗马功劳。曾是里根办公室主任，任过财政部长。与老布什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至爱亲朋。
办公室主任约翰·索努奴，49岁，新罕布什尔的州长，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博士，他的功劳是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时拯救了老布什。老布什差点被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多尔击败，索努奴作为州长，开动机器，救了老布什一命。老布什选择他为办公室主任，取代了现任办公室主任克莱格·富勒。克莱格·富勒自1985年起为老布什的办公室主任，忠心耿耿，但索努奴实在功劳太大，老布什不能不割爱。
老布什不断公布他的选择和任命。在选举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选举获胜后，便可弹冠相庆，有功的都要弄个官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选举中失败的政党候选人和众多的竞选助手，只好眼巴巴的瞅着这些肥缺了。
这个过程并非没有制衡，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中，必然会形成一种机制。在总统可以任命的官职中。有700名需要得到参院的认可，如大使之类。白宫班子和顾问班子不需要得到参院的认可。这套机制控制总统的任命权，使他在任命一些官员时要考虑可行性。
理论上，美国的官员制度已大大削弱了政党分肥制度，但政党分肥制度实际上还存在。不仅总统选举中有这个机制，国会议员和参议院的选举中也有这个机制。如果当选为众议员或参议员，便可以组织班子，在选举中马前马后的人便可得到报答。这是正式官职。官职意味着权力，权力意味着决策。这些重要官职往往有权决定政府财政的走向，于是可能从一个政党的选举胜利中得到好处的人远远不止正式任命的人。另外，一朝荣任高官，便意味着未来有所保障。如果本党在下次选举中失利或自己被解职，或想离职，各大公司或机构便会争先恐地出高薪雇用他们。许多原政府要员显臣，目前均在大公司任职。他们在白宫或华盛顿混过，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问题是这套制对社会的管理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这一部分政党分肥制能保存下来？
其一，在十九世纪末改变政党分肥制的主要原因，是政党分肥制导致营私舞弊，效率低下，贪汚腐化，同时导致整个社会的治理系统不稳定。每个官员都是任命的，可能下一届就要走路，所以得抓紧时间紧捞一把。由于政府官员走马灯式的换，政府管理不能一以贯之，没有连贯性。但是高层的分肥制依然保存了下来。分肥制度可以保证当选的政党建立一个有效的班子。虽然这里面存在种种弊端。但从管理上看，由总统任命同党亲朋，分别把住政治系统的各个要冲，易于形成一套一体化程度高，指挥灵便的政治指挥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干各种事情，有好有坏，但从政治指挥来说，没有这样的体制便寸歩难行。试想总统无权组织班子，所有班子成员都要由他人来决定，整个政府如何运转？必定形成互相掣肘和矛盾。这个范围内的分肥制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之必须。任何人当选为总统，都想掌握这样的权力，所以也未加以改变。
其二，这项权利在一定范围内是没有制约的，总统可以尽情的利用，但同时又是有限制的，国会参众两院对政府官员有一定的监督权，包括总统本身在内。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不得不引咎辞职。多少政务官在执政过程中，也不得不辞职。最大的制约便是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新总统当选之后，尤其是另党的候选人当选，所有的任命官员都得重新接受任命，如没有任命，则请便。一般来说，如果另党候选人入主白宫，所有任命官员均得卷铺盖。一个班子如不能赢得人心，失去选举，那么就失去了职位。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一旦当选总统，还是可以与同党分享肥缺，并形成联邦政府内的“一党专政”。其实联邦政府也是“一党专政”的，只不过要受选举的考验，时间的限制和国会的制约。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美国政治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三，实行分肥制固然对获胜的政党有利，同时也向享受肥缺的人提出了挑战。一旦政党失利，他们就得失去官职，届时到何处去谋职？事务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可以告老还乡，实行退休制度。政务官无此待遇，一旦风向转了，就得准备后路。高级政务官自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许多低一级的政务官都有这样的问题。应该说，美国的社会机制为实行分肥制度创造了某种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分肥制也实现不了。做部长或某个部门头目的人突然没有了工作，到哪里去？美国社会是一个要人人去找工作的社会，没有人安排工作，这种机制，大部分由私人企业和部门组成，同时学校等部门也实行这一体制。只要有较强的竞争力，便可以找到工作。在华府任过高职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强的竞争力，有些人原来就有自己的企业，有些人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社会提供了吸收这些人的机制，使之不构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务官在做官时，首先就有这种心理准备。准备几年后告别华府，早就开始找退路。政务官没有终身制，愿者上钩。要不然每个政府换班，换下来那么多要人，岂不构成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政党分肥有弊，问题是如何找到监督和控制得机制。同时并非任何社会都能实行这一体制，要看社会环境有没有相应的机制。政党分肥，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行政班子的统一和效率，保证了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步调一致，这是一个基本机制。
3.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理解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不仅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一环，而且是理解美国社会运行过程的重要一环。
何谓压力集团？一般而论，就是想用共同力量来影响政治过程的团体。这个团体往往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们向政治过程施加影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得到更大的利益。只有少部分利益集团是理想主义的。促进利益集团活动的基本动力是自身利益。政治体系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利益的格局，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凡是想保护或扩大自己的利益的人们，都应首先影响政治决策。利益集团活动的基础就在这里。
利益集团也被认为是多元主义的基础。利益集团可以影响决策的过程，政治就是多元的。如果社会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政治就是一元的。利益集团影响政治手段的有多种，其中 Lobby（游说）是基本手段。华盛顿活跃的乐辩士有不少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利益集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特征。利益集团往往起着一些奇特的作用。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并不直接管理经济。经济利益矛盾表面上由政府政策和法律加以协调。各类利益集团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使它们最大程度的反映自身的利益。这个过程，其实把经济集团与政治集团联结起来，或者说是把一部分经济集团与政治集团联结起来。其他类型的集团也可如是行事。
利益集团为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在财产私有的条件下，个人的利益十分明确，界限也明确，追逐更大利益的动力和机制都强而有力地存在，个别利益汇成集团利益以争取更大权力，是自然而然的。利益集团类别纷杂，经济的、语言的、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职业的等等，应有尽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大特点是政府为被动政府（传统的特征，最小的政府为最好的政府），要运用政府手段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行，只有团体的力量才能奏效。社会存在着组成集团才能有所作为的传统和文化，这是其社会组织的一个特点。
据有的学者统计，美国成年人每十个人中有六人隶属于某个组织。利益集团有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之分，政治性的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俱乐部，政治活动团体等。其他利益集团就五花八门了，如学校服务组织、青年组织、退伍军人组织、农民组织、种族组织、教会组织、博爱组织、职业组织、工会组织、体育组织等。它们均是独立的“群众性”组织，与政府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它们就得想办法影响政治过程。
名列前茅的利益集团要属企业组织、劳工组织和农场主组织。企业组织腰缠万贯，可以雇佣专门人才为其游说，以影响政治过程，如全国企业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ifacturers）和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工会能量非凡，因为拥有会员众多，人多势众。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影响力。自然，小的利益集团与与大的利益集团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不能相提并论。真正能起作用的，或常起作用的是大型利益集团，小的利益集团有活动自由，但往往成效不大。话说回来，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插一杠子，如此这般，社会的政治过程会失去统一性。这种制度自然进化的结果是：大型利益集团，经济的也罢，政治的也罢，拥有统治权力。
利益集团的这种不平等，可以从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手段来看。所有的利益集团均没有权力走到总统办公室或议员办公室里命令他们做什么。它们必须影响他们。要达到这类目的：
第一要有财源，以养活专门为利益集团工作的人，这就是乐辩士，他们需活动于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
第二要有成员，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显然不能成事；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公共产品“（Public Good）的性质以及“自由乘车”（Free Ride）的问题，大型团体反而不如小、中型团体那么组织有序，行动有效。
第三要有专长，这种制度下，没有人可以自说自话地采取对某个利益集团有利的政策和法律，必须经过立法和表决，这就要求利益集团运用合理的、充分的、科学的论据来说服人们。肮脏的交易自然有，但受政治过程的排斥，每个利益集团都会监督其他的利益集团如何活动，在这种情势下，利益集团必须拥有有关的专门、系统知识，并运用他们来达到目的。
第四要有门路，朝里有人好做官，认识与不认识，大有差别。从这些条件看，大规模利益集团自然要活络和有实力得多。所以，如果说美国政治是多元主义的，也并非多元到哪里去，这一点在研究美国政治时，务必注意。
大型利益集团或有权有势的利益集团，往往有实权在手，这是他们构成大型利益集团的条件。有人称这种利益集团为“半政府”（Quasi-Governments）。它们可以控制从事某种职业，这主要限于职业组织；它们可以制定标准和规则；它们可以分配公共基金，政府提供的很多种类基金，最后由私人团体来分配，尽管政府定有规则，但县官不如现管，负责这类事务的私人团体自然高人一等；他们拥有强大的实力，可以左右经济或经济的某一部门，这就使政府在活动时须三思而后行，如此等等。
利益集团的产生有各种原因。经济的私有化也是利益集团产生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政府不干预经济过程，要取得合作和引导经济，或者说管制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利益集团不能一厢情愿，必须看看各大利益集团的脸色。反之，利益集团在法律和政策的协调之下，不能为非作歹，也得看政府的脸色。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为社会政治和管理过程的一大特点。
至于利益集团的互动，可以说它们把各种要求输进政治系统，起到了沟通的作用，起到了使政治系统与社会广泛联结的作用；也可以说利益集团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无权无势的大众都无法组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两种现象均存在。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前一种功能客观上存在，尽管不少利益集团主观上并无此图。但后一现象是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之一，如果组织完备，资源充分的利益集团最能影响政治过程，那么平民百姓的利益由谁代表？美国的民主是否民主够了？ 这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我已经分析过，是美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必然产物。在这种三重结构中，不可能找出其他协调政治和社会的途径。问题是这种机制的内在缺点和优点在什么时候会失去平衡，以致产生危机。
在社会管理和政治过程中，有一些团体来收集、综合、归纳、输入社会的利益要求，是政治系统得以满足最大利益要求的重要条件。每个政治系统拥有的资源有限，往往只能满足一部分利益要求。最好的政策并不是满足所有社会利益要求的政策（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用同样的资源满足了最多利益要求的政策。要做到这一点，政治系统就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来尽量了解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利益要求。
4.乐辩士
乐辩士，是我对Lobbist一词的翻译，音译加意译。很多人将其译成走廊议员或说客。乐辩士是美国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现象，理解美国政治，不能忽略了这个重要的领域。
什么叫Lobby？什么人是乐辩士？根据卡伦·萨格斯特（Karen Sagstetter）的书《乐辩》说，乐辩士是专门说服人的人，他们在市议会，州议会和联邦各机构中活动。哪里有政府活动，他们就往哪里活动，他们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和立法，他们代表着特殊的私人或公共利益集团。他们到处游说，就是要政府或立法机关有所为或有所不为。
乐辩士的概念没有什么贬意，也没有什么不名誉，并非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乐辩士们，均抛头露面，甚至有权有势。弗兰克•古明斯（Frank Cummings）写的书叫《国会山手册》（Capitol Hill Manual）。这本书中这样谆谆教导国会人：虽然很多历史故事含有“乐辩”是一个肮脏的字眼的意思，但这里没有什么罪恶。乐辩是必不可少的。古明斯提出的理由是，没有一位众议员或参议员可以成为任何问题的专家，连国会中的专家也不能对任何事情都了如指掌；立法者也无法知道一个特殊的集团对一些特殊的问题有何想法。因此从立法和治理社会的角度来说，乐辩士的功能实际上是信息传通和利益表达的功能。
当然，乐辩士都是心怀意图的，而且大部分东辩士均不是为普遍利益乐辩，而是为某种特殊利益乐辩。如果乐辩成功，往往某个特姝的利益集团能从中渔利。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假设的）。中国的纺织品成本低，每套西装卖五十美元，而美国的劳动力价格高，成本价格高，每套西装卖一百美元，那么消费者就会选择中国产的西装。这样美国的厂商就无法赢利。于是美国纺织业的乐辩士就会在国会游说，通过立法，或是加税，或是限制进口。如果国会通过立法，那么这部分利益集团便大获其利。
乐辩士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有些乐辩士为私人集团服务，这部分人不少。有些乐辩士为一些社会组织服务如为工会，环境保护组织，公共福利组织等。有的乐辩士为外国政府效劳，这部分人也不少，不少外国政府都想从国会立法中获得利益或捞取油水，都用重金雇佣乐辩士为自己服务，不少国家政府派了精兵强将在华府四处奔忙。如1969-1970年，南朝鲜为争取五千万美元的附加援助，派出大批人员在华府活动了七个月。有的乐辩士为美国总统服务，因为美国是权力分立的体制，总统也得想法取得国会的支持。总统的乐辩士大半由总统属下行政官员承担，有时也专门组建与国会打交道的班子。乐辩士名堂很多，但其基本功能是一样的，即影响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或行政机构的决策。
乐辩士各显神通，运用各种手段展开活动，他们要与议员会谈，要准备文件，或者共进午餐。乐辩士的活也不那么好做。要成为乐辩士，也得具备一定的条件。乐辩士的主要工作包括：（1）研究，对一项专门问题和专门法案进行详细的研究；（2）在听证会上作证；（3）与议员进行合作，起草发言稿，准备报告，起草法案，回信等。除了直接的乐辩之外，还有其他的战术，如基层乐辩，从影响选民、影响议员本选区的选民入手；跨越乐辩（Cross Lobbying）即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或不同乐辩士共同协作，发表投票记录，通过选票记录或民意对议员施加压力，如此等等。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议员们也需要乐辩士。他们在对一项法案发表意见时，需要知道有关的信息和材料。所以议员往往不是坐等乐辩士上门，而是主动去找他们。当然，对待乐辩士，各人的态度有不同，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有一条是确定无疑地，这就是每位乐辩士都有自己的目标。他们在为议员提供方便时，总怀有自己的意图。所以《国会山手册》说：“这里有危险”。
乐辩士活动的正常化体现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上。乐辩士的活动要接受一定的法律管制。1946年，美国通过了主要的管制乐辩士的法律。每个想影响立法过程的人都须登记，如果有人付钱给他们的话。这样个人、协会、公司都属于这个范围。登记时，要写明活动范围和领域、姓名、公司地址、雇主的姓名，从事乐辩士的年限、工资、谁支付工资和日常开支，对哪些立法感兴趣，谁接受资金，有什么用途。从法律来说，自然不错。但其实漏洞极大，如许多人在影响立法过程，但他们可以声称自己不是乐辩士，对立法程序没有兴趣。华盛顿共有20,000名左右的乐辩士在忙忙碌碌。
乐辩士的活动往往卓有成效，举足轻重。例如，以色列的乐辩士就十分强大并卓有成效。犹太人在美国大概有六百万，他们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活动水平均高于平均数。他们一个主要乐辩组织AIPAC，1985年有成员75人，经费预算570万美元。自然，阿拉伯的乐辩组织也很有实力。《Washington Lobby》一书举了不少实例，来证明乐辩士活动的效果。不用说，平民百姓很少有自己的乐辩士。
美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把政治舞台变成了一个大的商品市场，政治成了一种像经济市场一样的交易市场。可以在里面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购买别人的产品。政客们在里面讨价还价，你争我夺。
这个过程受法律管制，但法律首先承认这种政治模式，这样做有利有弊，利处在政治竞争中一般优质产品较容易卖得出去，这就迫使要参与竞争的人拿出好货来。另一个方面，大的公司可以垄断市场，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推销劣质产品，取得“垄断利润”。尽管政治舞台不易于被谁所垄断，但财大气粗的集团自然占有优势。这种政治精神是美国政治文化中十分重要的成分，实际上易受其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精神的熏陶。商品经济的要求就是在市场上找到最好的主顾，推销产品，取得最好的技术、最佳条件，获得最大利益。这点原则把乐辩士和议员、政府官员联系起来。他们总是处在卖方或者买方的位置上。
这里面反映出来的另一个文化因素，便是政治的世俗化。宗教有世俗化的问题，政治也有世俗化的问题。人们搞政治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如做买卖，搞科研，赚钱等，很少有政治具有特殊地位的感觉。政治成为普通的日常事务，虽然政治大权由社会上层所掌握，但他们必得世俗化地来搞政治，否则行不通。
5.激进组织 xxxx
路过市中心，有一位姑娘在热闹的地方摆了一个书摊。没有什么人光顾。我正好从旁边走过，看了一眼她贩卖的书，反倒被吸引住了。停下来稍微多看了几眼，书摊上摆的书有《共产党宣言》，还有卡斯特罗的言论及托洛茨基的言集。不难看出，她属于一个左派激进组织。据说在美国这样的小型组织或者说微型组织有几百个。他们活动很积极，但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大部分民众不关心它们。
那姑娘还在出售他们这个组织的报纸，叫《战斗者》（The Militant），报头下写着：为工人群众利益而发表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周刊。《战斗报》像上海《新民晚报》那样开本，16版，卖1美元1份，比一般的报纸要贵一些。
浏览了一下这份《战斗包》，可以看到一点有趣的令人深思的消息。
最大的篇幅用于为一名叫马克·卡蒂斯（Mark Curtis）的人辩护。此人是该组织的积极分子，被控有性侵犯行为。事情来龙去脉为：1988年3月4日，指认他的那位叫莫丽斯的姑娘，正在家里看电视，大约晚上8点以后，有人打电话找她父母，她说父母不在家。十分钟后有人敲门，她打开门后，这个男人就对她进行了性侵犯并打了她，《战斗报》刊登了那天晚上卡蒂斯的活动，以证明卡蒂斯没有时间做此事，报纸呼吁民众声援卡蒂斯。
另外的消息还有：批评撒切尔首相驱逐古巴驻英大使和古巴使馆的三等秘书。古巴驻英大使奥斯卡尔·菲尔南德兹·麦尔（Oscar Fern'andez Mell）是古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当选为古巴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与切•格瓦拉一起援助过扎伊尔的反帝斗争。那个卖报纸的姑娘曾说，世界上恐怕只有古巴是唯一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关于缅甸政治动向的报道有一大篇。有一篇报道津巴布韦250人集会讨论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一篇文章写宾夕法尼亚矿工罢工的体会。
有篇文章值得一提，这样大概可以把握这个激进组织的基本想法，这篇文章题目叫《一个加勒比海、一个命运》，讲的是在纽约开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反帝斗争的前景。会议是由加勒比海统一联盟组织的。这个组织由来自23个国家的38个政治组织组成。主要发言人是格林纳达前总理的新闻秘书。他的发言值得一读。他说：“我们要讨论的是用我们的联盟反对他们的联盟。我们的联盟，指的是工人、农民、渔民、年轻人、学生、受苦受难的人的联盟。他们的联盟指的是有权有势、有特权、有资本、有财富的人。” 在今天的世界上，讲这样的话的人还是不少的。不少与会者谴责美国干涉古巴和尼加拉瓜，说那是侵略，是人类得到住房、教育、面包和其他基本生活品的主要障碍。
更有意思的是，报纸还登了这个党——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参加1988年总统大选的告示。总统候选人叫沃伦（Warren），副总统候选人叫米盖尔斯（Mickells），还有一个竞选委员会。这样的候选人自然不会有太大声响，可能会完全淹没在老布什和杜卡基斯吵吵闹闹的竞选活动中。
《战斗报》号召民众订阅，广告上说：《战斗报》告诉真相，报道美国发动的反对世界各族人民的战争的事实和真相，如果只靠主要的大众传播获得真相，我们就会对美国发动的反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人民的战争一无所知。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激进组织。美国和西方社会这样的激进组织数不胜数。但大多没有什么影响。这些组谈论的一些何题有些是事实，他们的一些主张对社会进歩也不是无益的。这些自称社会主义的组织的地位，在美国尤其低。对于这些现象，恐怕不能就事论事，仅仅从这些组织的纲领和活动去看，实际上这反映了当今世界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曲折，经济发展均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总体的吸引力不够。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吸引力。一般而论，大众不从制度、结构、观念、精神、人的本质等角度判断社会优劣，而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或者说从肠胃出发，而不是从大脑出发。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主张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和观念在西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社会也让它们自生自灭。如果有一天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水平倒转过来，恐怕就要对它们进行管制了。其实不用超球，只要拉平，意识形态之争可能就会东山再起。有个朋友说，此话不错，甚至只要再有几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激进分子就会有市场。
6.多元抑或英才
有不少人把美国视为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把美国政治制度描绘成多元主义的。较早提出这个论点的是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描绘了多元主义政治的基本机制。其二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他在《谁统治》一书中描绘了当代美国政治过程的基本机制。
我译过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较了解他的想法。他的概念，严格地讲是多头主义（Polyachism），而非多元主义（Pluralism）。然而不论概念上有何种差别，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在美国社会中，权力是分享的，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利益争取权力，其中没有一个单独的利益可以独揽大权，也没有哪一部分人完全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权力通过这样的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分享，可见，多元主义要以利益集团理论为基础。
多元主义的基本立论是不同的社会集团均可以影响权力的运转过程。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主张多元主义的学者认为，有。
一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社会充满各种种族、语言、宗教团体，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依然明显存在。也就是奈斯比特所说，美国是一个 “melting pot society”（大熔炉社会）。
二是美国人有组成团体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这倒是事实。各种各样团体多如羊毛，因为政府是管的越少越好，所以想要有人管有些事，一是自己组织起来，二是组织起来影响政府。选举制也促进了这种机制，美国人在选举中得到的经验是，只要达到一定人数，就可构成一定的力量。
其三是政府的分权结构也为多元主义打下了基础，权力分立使任何政府部门都不能独掌大权，所以美国的权力由各种相互竞争的力量争夺着。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通过竞争、谈判、妥协来分享权力，政府是调节人，政府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另一派人反对多元主义政治的观念，认为美国社会是“英才民主”。大部分人谈不上享受政治权力。能够参与竞争的，是组织起来的大型团体，小团体就难说有什么作用了。大集团操纵权远远大于小集团。而且参与团体的人并不能包罗这一领域中的所有的人。集团带有一定的利益倾向。此外，最有权力的政府并非听从摆布，它能够有力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达成自己的意图。
英才派认为大众、选举的代表和利益集团均没有权力。权力在一小撮“权力英才”手中。主张送种观念的有格兰特•麦克科内尔（Grant Meconnell），他写的著作叫《私人权力和美国民主》（1970），西奥多·罗威（Theodore Lowi）《自由主义的终结》（1969），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权力英才》（1956），拉尔夫•米里班德（Ralph Miliband）《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等。米尔斯颇有权威，他说权力英才指挥着现代社会主要的等级结构和组织。他们管理国家机器，领导军事组织，占据社会结构的战略指挥位置。他认为美国社会的权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大公司、军事组织和政治领袖。美国的经济掌握在几百家大公司手中，它们决定着社会经济走向。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联邦政府，总统的权力日益扩大。军队成为政府开支最大、机构最庞大的机构。这三个领域的领袖构成权力英才阶层，他们决定生死攸关的问题。公众只能望权兴叹，无所事事。
不仅如此，米尔斯还认为这三个领域的权力相互联结，相互配合。退休的将军应聘去一家国防工厂中做经理；落选的总统候选人到大公司当顾问；大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出任政府官员。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有本书，叫《谁统治美国》，书里的观念是：美国由五千名大亨统治着。
托马斯·戴伊的另一部著作，也很有意思，叫The Irony of Democracy: In 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arican Politics（《民主的讽刺：美国政治议论》）。他的主要观点就是断定美国社会是由英才统治的。他说美国从建国起就是英才统治，一直延续至今。英才统治的结果是，民众异化，英才掌权，社会抗议，这构成美国政治的困境。民主的含义是民治、民享、民有，而实际政治的运行却是英才统治的不可避免。所谓英才统治，就是权力由一小撮人执掌。
所以，社会的管理权，最后是掌握在一部分英才手中的，不论这个数目是五千还是五万，他们绝对是社会的少数。英才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共同特征。因此这就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一个何题：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否符合大规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或称内在要求。美国人一方面在理论上维护制度的民主和宪法的民主，另一方面从心理上和文化上崇拜英才。很少有哪个民族像美国人这样崇拜英才。虽然看上去不少美国人对许多事情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美国文化中英雄崇拜的心理很强烈。这也许和美国历史和民族的成长有关。这种心理和文化价值，是英才统治在美国通行的基础。美国人在观念上主张大众民主，在实际上接受英才统治（见第三章第四节“神圣化”）。
这既是美国社会制度奇特的一面，也是它难言的一面，不少学者均认识到英才统治的现象违背大众民主原则。但它是产生于大众民主，有人利用它，无法强制取消和限制，那样反倒破坏了民主原则。这个两难困境，在美国社会制度今后运转中会有所突破，但走向哪一个方向，目前尚不能预料。
7.参与民主？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纷纷谈论资本主义共和制的最新发展——参与民主制，誉之为“二十一世纪的民主”。阿尔温·托夫勒敢《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是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断言参与民主制正在引起“革命性变化”。明尼苏达大学赫伯特·汉弗莱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哈伦·克利夫兰撰文指出，“在信息社会里”参与民主制“也许是民主的最新定义”。
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共和制的典型。美国民主共和制的建立是历史运动的产物，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是当时十三个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十三个殖民地建立不久，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就出现了。当时工业中最发达的为毛纺工业和冶金工业，冶金工业甚至可与英国本土竞争。英国统治阶级对殖民地经济的和政治的限制，引起了十三个殖民地与殖民地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十三个殖民地强烈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保护和促进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选样就在政治上产生了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历史要求。
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三个殖民地的确立，意味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必然会产生民主共和的要求，这是因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有了这种质的等同性，商品与商品才能交换。商品按价值量等量交换，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平均熟练程度、平均劳动强度等条件之下由社会自发计算的，这些条件本身就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商品生产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民主共和制是“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项经济原则在政治上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民主共和制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公民参与政治决策或立法的活动比比皆是，民主形式在深度和广度上急剧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工业时代的政治体制已陈腐窳败，现已进入“参与民主制”或“半直接民主制”阶段。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宣称：第三次浪潮“对过时的第二次浪潮机构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 这种挑战也不是只靠修改规章条例应付得了的。因为它打击的是第二次浪潮政治理论的最基本设想、即代议制观念。” 奈斯比特断定美国已发生了“从代议民主制到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美国学者关于“参与民主制”的论述形形色色，概括起来有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权力的实际执掌者即行政首脑，应由最广泛的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所谓直接选举，是相对于以往的间接选举而言。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总统的选举就是从选举人团制度向实际上的直接选举过渡，总统选举人形同虚设，甚至连政党都可有可无。
第二，全体公民和地方各州、各城镇广泛参与政治决策或立法活动，这一条比前一条更为重要。美国的开国原则十分强调个人的解放，包括言论自由和把政府对个人的影响压到最低限度。但由于通讯等设备的限制，这一原则的实施是打了大折扣的。现在有了先进通讯设备，公民可以自由参与政治决策或立法，甚至可以呆在家里揿揿按钮表达自己的意愿。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电子市政府"就是通过电视系统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典型。奈斯比特运用数据证明，七十年代的美国是创制和复决的高潮期，由此推断目前美国法律的大部分由公民或各州直接制订。
第三，由于前两条的存在，其逻辑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的“分权”趋势。由于公民可以自由参与政治策和立法，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因而谁出任总统无关紧要，公民和各州也不在乎谁当选议员，他们不再需要代表了。但“目前，我们仍在选举代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二）这样做在政治上比较方便。我们并不想对无论什么事都投票，我们只想对那些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事情投票”。由此可见，“权力的集中化再也不起作用了”，中央集权的民主制变成了“分权”的民主制。
“参与民主制”确实扩大了形式上的民主，但也强化了事实上的集中。这是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
随着科学技木特别是电子、信息、能源、计算机等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生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它导致了对生产过程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和对人管理的进一步集中化。在这种变化中，股份分散和中小企业增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美国企业股份极为分散，一个大企业往往有几千几万个股份持有者。工人也掌握了一定的股票。尽管工人拥有的股份数相当少，但多少也成了企业所有者之一，于是这些股东们也要求有权参与企业决策。另外，由于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垄断利润不能来源于本身，它就需要保留能为其提供垄断利润的中小企业。垄断企业越是发展，中小企业的数量也就越多。这些中小企业参与杜会范围的经济管理使之有利于它门本身发展的活动也与日俱增。在这些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发展成以民主为核心的观念。这种观念要求社会政治制度在形式上能与之相适应。
这项要求首先表现在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化上。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当代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规模在不断扩大和变化，它对生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阻碍，也可以保护和促进生产的发展。正因如此，参与了经济管理的各界人士或者中小企业，也就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范畴内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使之有利于他们各自生产的发展。
但是，工人的股票对企业没有決定权，他们的这些资金恰恰是被大股份持有者控制着。由于股份极为分散，现在大资本甚至可以用百分之二、三的比例控制整个企业的百万小股份。这样大资本无形之中动用了社会资金，使集中达到更高的程度。同样，由于中小企业只是作为利润的吮吸对象而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各种努力，在促使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扩展着利润的源泉，也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形式上民主、实质上集权的状况。
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是，从形式上看，人们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可以参与生产过程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但从实质分析，他们的所有民主活动，只能是“自觉”地按着资本进一步集中的要求而进行，他们的行动统一于一个意志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分析了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得出了一个颇值得深思的观点：“私人的空间已经被技术世界的现实所侵犯和削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要求对个人的全部占有”。这个过程必然会波及政治过程，引起政治上的高度统一，这种统治是任何能工巧匠和乐队指挥都无法想象的。
奈斯比特把“参与民主制”的指导原则确定为：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我们已经分析过，这种要求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然而，这种参与民主的活动是十分有限的。奈斯比特在分析美国政治时，首先把它限于“地方政治”。“新的民主的工具”——创制和复决也仅限于地方事务，而对国家的活动无所作用。再则，创制和复决牵涉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如禁止从飞机上喷洒除草剂、开辟非吸烟区、回收啤酒瓶，路灯的颜色等问题，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是没有效用的。七十年代末，美国曾因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减税的第十三号提案而掀起了一场减税运动，各州都提出自己的方案，但一年之后就不了了之。
实际上，政治权力却是日益集中的，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也为这种集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许多美国思想家看到了这一点，连托夫勒自己在分析第三次浪潮时，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方向，说第三次浪潮政府的第一个异端的原则是少数派权力，第二次浪潮时代的极其重要合法的原则，即多数派统治，已经日益过时了，现在不是多数派说了算，政治制度必须更多地反映这一事实。从美国政治制度看，在“参与民主制”的表象的背后，集权的过程正在急剧加速。几乎每六个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联邦政府或它的"附属机构”。自1930年以来，联邦政府人员扩大了百分之五百。1976年，联邦及地方政府有1500万名以上的雇员，工资总额达1670亿美元，罗柏特·J·林格无可奈何地写道:“你发现世界正在一个 人造怪物——政府——的手里挣扎着，它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无法控制。这头无法驯服的巨兽，把它的触角慢慢地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里，习以为常地践踏人权。”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丹尼尔·贝尔在1976年时说过：在西方政治制度中，轴心的问题是广泛参与的愿望和官僚政治这两者的关系。现在在“参与民主制”之下，这一矛盾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国家职能通过发展它的一极，即扩大形式上的民主参与，来发展它的另一极，即加强统治。这是一种更为间接而有效的统治方式，它更合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普选制在现代美国加入了创制和复决等内容，使普选制这祌形式部分地从间接形式转变到直接形式，原先由普选官吏管理的一些事务，现在由普选直接干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这种形式上的扩大成为可能，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性。